转载：40年|学术上的巨大转型：人文社会科学40年回顾

40年|学术上的巨大转型：人文社会科学40年回顾

转自： 中华读书报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这40年，不但是经济社会发生巨变的40年，也不但是人民生活日新月异的40年，而且是学术文化繁荣发展的40年。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读书报选择学术文化领域变动较巨、成绩较多的若干板块，约请相关专家从个人亲历和见闻切入，回顾这些板块40年来的发展轨迹，总结其成绩，反思其得失，展望其未来。

王学典、陈思和、叶延滨、梁涛、陈尚君、李红岩、臧铁军、杭间、顾家宁等学者将与我们分享他们对国学、诗歌、长篇小说、学术史、唐诗研究、史学、高考制度、设计思想等领域40年发展历程的独到观察和思考。

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地区和时段，像1978年后这样在40年内的和平时期，竟发生如此剧烈又如此深刻的结构性变迁，恐难找到第二例。这是伟大的40年！这个“伟大的40年”将会永远彪炳在人类文明史演进的长河中。

毫无疑问，这个“伟大的40年”的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逻辑起点则是作为“解放思想”标志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没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根本不会有此后的一系列巨变。这里强调此点是想说明，人文社会科学不但是这40年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自己也在这40年间得到了重建和新生。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变迁，无论从规模还是深刻性上，抑或是从典范性上来说，都堪称中国学术的第二次巨大转型。

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转型

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范式变迁，一是从1949年开始，我们经历了从民国学术到共和国学术的巨大转型，二是从1978年开始，我们又经历了从“以阶级论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到“以现代化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巨大转型，而眼下我们正在经历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三次巨大转型，也就是“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正在向“以中国化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变。本文则侧重于从若干位点出发，去观察、探讨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二次转型。这次转型既不同于第一次转型，也不同于正在展开的第三次转型，这次转型严格说来是在“一穷二白”的学科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格外值得珍视。

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是四十年中国社会巨变的基础和起点，这一基本原则直接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人文社会科学可以说首当其冲。

以往的人文社会科学直接从属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理路，并一度成为这一思想理路得心应手的法宝。人文社会科学在这一期间整体上处于被“改造”的境地，既被作为揭示和强调“原始社会结束以来的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工具，又被作为现实中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武器来使用。“文革”的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终结了这一局面，人文社会科学终于迎来了自己在改革开放时期独立发展的春天！

“改革”和“开放”作为两大单独事件，分别影响乃至决定了这一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的走向。而对此一期间的人文社会科学而言，“改革”实际上意味着对政治与学术关系的大幅度调整，政治对学术的松绑。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只是从“改造世界”的角度来定位人文社会科学，很少从“认识世界”的角度来定位人文社会科学。因此，此前几十年基本上没有学术独立的观念和自觉，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尤其如此。当时既没有独立的学术研究，当然也就更没有我们现在所推崇的所谓学科建设。呼唤学术的健康发展，遂成为1978年后的强大思潮。学术从唯现实乃至唯政治的马首是瞻到已适度独立，从对政治亦步亦趋到不即不离，近4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学术与政治在近40年间所形成的这样一种相对健康的关系，这构成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近40年持续繁荣的稳固基础。这种不即不离政学关系的形成，既是对以往重大教训的深刻总结，更是此一时期学术对政治的自觉认同。

作为近四十年来且持续影响二十一世纪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中国崛起及中华文明的复兴已获得巨大成功，中国已经稳步走出了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这一成功不但使整个国家和个体告别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匮乏，获得越来越充裕的物质等方面享受，而且也一洗中华民族百余年来的近代耻辱。事实和历史都已证明，这一时期的“政治”是正确的，决策是英明的。因而政治的目标（现代化）与学术的关怀（现代化）这时是基本平行和同向的，这为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学术与政治保持一种健康的关系提供了最大公约数。学术的本质是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学术。学术研究自由度的空前加大，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提供了从未有过的宽松环境。特别是近20年来，一种融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考虑的项目制管理模式渐成主流，基金和课题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的指挥棒。每年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的导向和指南总能引起学界万众瞩目，高层提倡什么，支持什么，一目了然。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压力，也提供了巨大动力。近十余年来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在内的中国学术论文总量飞涨并跃居世界前列就与目前由基金、课题与高级别期刊主导的学术评价体系密切相关。学术研究遂逐步纳入既有国家意志又有个人相对自由的轨道。 

数任党政高层的高度重视，是近4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全面繁荣的根本原因。这种重视与此前形成鲜明对比：此前要么“重理轻文”，要么认为文科除了“搞阶级斗争”外，没有其他用处，直到“文革”结束之初，流行的还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潜台词仍然是文科无所谓或文科危险，至少和自然科学无法相比。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孰轻孰重？邓小平从新时期一开始就明确指出，通常所说的“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江泽民总书记于2001年则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4个方面同等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胡锦涛总书记要求全党，“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正是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之下，2004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时期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主要任务和总体目标，要求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制定的纲领性文件, 具有里程碑意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推动人文社会科学踏上“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新阶段，意义重大。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从孤立于世界学术大家庭之外到全面融入世界学术主潮，闭关自守状态的被打破，是近4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大发展的另一重大动力。改革开放的40年，是1949年后大陆人文社会科学最为活跃、最为繁荣、最富生机的40年，学术创获也是此前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严格说来，这一辉煌局面的出现主要是拜“对外开放”之所赐。 

作为世界学术大家庭中举足轻重的一员，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一度的确孤立于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潮之外，不唯如此，有时甚至还和这一主潮相背而行。基于“阶级观点”对人文社会科学功能的狭隘理解，大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把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经济学等等同于西方文化，把西方文化等同于帝国主义文化，全部予以否定，社会科学的学科建制几乎被整体取消。被保留的哲学、文学、历史学等学科也被隔离在二战后世界学术转向的潮流之外而固守以前的旧范式。而我们闭关自守的这几十年，恰好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飞速发展的几十年。以历史学为例，二战后西方史学发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范式革命：仅从研究课题上看，战前主要是研究政治事件史、战争史、外交史、军事史、国家史、伟大人物史，战后，研究方向则主要转移到社会(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心态史、民众史等方面来。而同一时期的大陆史学却与这股潮流恰相反背。大约也正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却强化了政治史、事件史、战争史，把原本即已存在并有一定程度发展的社会史、文化史驱逐出去，以让位给阶级斗争史和战争史等，与西方史学的联系中断，沟通渠道堵死。到60年代与前苏联决裂后，也向前苏联史学关上大门，大陆史学完全自我封闭。史学这时几乎被完全、彻底地政治化，史坛这时的一系列所谓论争，只不过是离群索居的自言自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陆学界与整个中国社会一起敞开大门，积极引入各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这时学术的对外开放，比“五四”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方学术观念、方法的挤入与流行，是40年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史上的最重要事件。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接受学、士绅理论，年鉴学派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公平正义理论、文明冲突理论、地方性知识、文化资本、知识考古学、新文化史、公共领域理论、解释学、符号学、福利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学、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解构主义、新符号论和女性主义等西方新思潮、新观念、新方法，都在“拿来主义”的口号下，大规模引入国内。《走向世界丛书》《走向未来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海外汉学丛书》《外国法律文库》《外国律师丛书》《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等，在一段时间内，充当了引进西方学术思想的桥梁。这种对西方学者论著的大规模翻译和刻意学习与模仿，深刻左右乃至根本改变了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走向。 

不仅治学的理论、观念与方法的引进，使中国学术发生了革命性变迁，我国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在近40年的短时间内，也几乎走过了西方近200年的行程。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几乎全部照搬和原封移植自欧美。甚至我们的大学教材，最初也是改编或编译自欧美，到后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干脆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科书”。不仅学科设置，我国整个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位制度均是以欧美为蓝本建立起来的，这个体系和制度的所有版块和层面也均来自西方。可以说，没有对外开放，没有对西方现成的学科体系的全盘性的横向照搬，就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当下庞大而完备的社会科学体系，所以，学术界的“对外开放”和“拿来主义”，对当时中国学术的发展意义巨大，功不可没！尽管与此同时，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管理学等社会科学一度走上了一条无视中国经验、中国文献、中国案例、中国数据的极端，但毕竟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和框架已经快速建立起来了，未来要做的是方向和重点的调整。换句话说，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在这40年间已经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今后面临的是未来的方向与道路的调整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基本形成

学术上的这次巨大转型，主要体现在学科建设和学科体系的完成上。其中，社会科学的高速崛起和高度繁荣，是近4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特征。 

1949年之后，受政治影响，学术发展路向发生急剧转轨，学科调整也以急剧震荡、接近“休克”的方式来展开。诸多从过去延伸而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因带有的“资产阶级”性质，而被大幅调整和压缩。社会科学的“曲折”尤其严重，首当其冲的是社会学被取消，人类学被大幅削减，只有体质人类学在复旦大学人类学教研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得以保留。政治学也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取消，直到1960年，中苏争论公之于世，为了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争论，一些大学才重建了政治系，但以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为主，几乎不涉及与国内相关的政治学问题。1964年以后，北大、复旦和人大的三个政治学系均改名为“国际政治系”，其实，当时关注的所谓“国际政治”，主要是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国际政治的其他方面很少涉及。法学院系也被大幅削减，院系调整后设有法律学系科的只有9个机构，即“五院四系”，“五院”指的是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前身）、西北政法学院，“四系”即北大、吉大、人大、武大的法律系，但其中北大法律系1952年被撤销，1954年又重新恢复。法律学科的讲授内容以苏维埃法律为主。建国初期，全国高等财经院校共有19所，设有财经系科的院校共有76所，但经过1952、1953年两次调整后，由各公立、私立财经大学系科被合并成4所多科性财经学院。此外，仅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等综合性大学设立了经济系。经济学的学科版图被大幅调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被当成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庸俗经济学而打入冷宫。人文学科虽调整幅度不大，叙事范式也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重新建构。

“文革”期间，学科发展更遭受灭顶之灾，本已残缺不全的人文社会科学被大砍大并，各大高校院系开始搞所谓“三合一”“五合一”，即把经济、哲学、历史3系合并为1个政治学专业，把经济、法律、历史、马列主义教研室合并到哲学系，其间学生运动、政治运动、人身批判极为泛滥，学术研究无法开展，教学活动基本停滞，学科体系名存实亡。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才从噩梦中醒来，慢慢恢复、重建，并逐渐发展壮大。从学科体系的角度来看，这一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期至今两个阶段。前一时期，以恢复重建为主，后一阶段，以鼓励交叉和学科整合为主，学科体系逐步完善和成熟。 

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重点在建设基础学科。其中，文学的基础学科如中国语言文学、文艺学、中国民间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陆续恢复或重建；哲学的基础学科如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科学技术哲学等相继恢复或重建；历史学的主干学科如历史文献学、专门史、历史地理、考古学、史学理论、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等逐步恢复或重建。这一时期，对人文学科而言，如果说主要是恢复的话，那么对社会科学而言，则完全是从无到有另起炉灶。其中，社会学的基础学科如社会学理论、城乡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的主干学科如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的主干学科如中国政治、中外政治制度史、中外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学、比较政治学、行政管理等，法学的基础学科如法理学、法律史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经济学的主干学科如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等等，都快速重建起来。 

这一时期，总体而言，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基础学科、主干学科较为完整的恢复或建立起来了，各领域学科体系的大体架构得以确立，各专业的知识体系得以完善，各学科的版图基本绘制完成。其中，经济学科、法律学科和政治学科最为迅整，学科扩张力度最为强劲。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一所高校不设立经济学院，没有一所不设立法学院，这两大学科的发展势头压过了其他所有学科，以致学界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 

九十年代后期至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在学科不断细化的同时，学科之间的融合也在加强，各学科都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分支学科的不断涌现，为各学科的深入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理论向度，为各专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知识增长点，大大完善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 

就人文学科来看，文学的新兴学科如比较文学、文学地理学、文学人类学、文学语用学等不断涌现；史学的新兴学科全球史、公共史学、生态史学、环境史学、计量史学、妇女史、性别史、情感史、影视史学等相继兴起；哲学的新兴学科如文化哲学、生态哲学、经济哲学、决策认识论、接受认识论、创造认识论、心理哲学等方兴未艾。就社会科学来看，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如政治社会学、区域政治学、民族政治学、生态政治学、经济政治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等相继兴起；经济学的新兴学科如新经济社会学、经济人类学、组织经济学、经济控制论、行为经济学、法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开发经济学、生物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等逐渐形成；法学的新兴学科如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律经济学、比较法学、传统法律文化、法制系统工程、科技法学等陆续涌现；人类学的边缘学科如人类起源学、人种学等逐渐兴起；社会学的新兴学科如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等不断出现。 

总体而言，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基础学科应有尽有，成为各专业的基本架构，而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不断涌现、形成，为各专业提供着新的理论视角与知识增长点。由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一段时间内，社会科学占据主流，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近几年，人文学科又逐步兴盛繁荣起来，成为瞩目的热点。 

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即学位制度大体完备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即学位制度的建构完成，也是学术上的第二次巨大转型的另一重大标志。

学位制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世界上的学术大国，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无不有着完备的学位体系，在它们辉煌的学术成就中，学位教育总是担负着重要角色。无疑，学位教育与学术发展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现代知识社会，只有大规模的学位教育，才能为学术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遗憾的是，中国的学位教育，远远晚于西方，直到清末，学位教育才在中国萌芽。到了北洋时期，政府通过颁布《大学令》《大学规程》等法规，初步确立了学位制度。但由于军阀混战和政局极度动荡，学位制度并没有真正实施，始终停留在纸面上。到了国民政府时期，虽然国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及相关细则，也开展了学士及硕士研究生教育，但由于战乱频仍，博士学位的培养一直是一块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五六十年代，虽然两次试图建立学位制度，但由于政治气候日趋极端而两度夭折。1956年曾短暂试行过“副博士”学位制度，1957年即予以取消。直到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随着高等学校招生的恢复，学位制度的建立才重新提上日程。198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生效，新中国才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学位制度，确立了由学士、硕士、博士组成的三级体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颁布的第一个学位条例，有人将其视为中国现代学位制度产生的标志，是非常有道理的。只有在改革年代，现代中国才真正有了完整意义上且得到完全施行的学位制度。 

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学位制度已经建构完成，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格局。尤其是获得学位人员数量呈爆炸性增长态势。截止到2011年，我国共授予各类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33.5万人、273.2万人和1830万多人。其中人文社会科学占比四成左右。无论是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还是文学和哲学，各人文社会科学都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学位培养体系。目前我国已经跨入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行列。截止2008年我国具有博士学位授权的高校及科研院所已超过310所，已赶超美国的253所。2008年全国博士毕业生人数高达5.5万人，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各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完善、成型，人才培养机制也步入正轨。 

众所周知，学位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称号或荣誉性称号，它更是评价学术水平的一种尺度。学位的授予建立在严格的科学训练和考核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学士、硕士，还是博士，掌握学科的基本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较强的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都是获得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条件。从根本上说，学位制度是一个以学术为主导的体系，学位教育已经成为现代学术生产一种基本方式。 

学位制度的施行，对40年中国学术的发展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学者的培养，学术后备力量的补充，全有赖于学位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学位制度已成为我国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培养各类学者的重要载体。学位制度不仅是为青年学者的成长提供了程序化成长体系，也几乎成为他们进入学术圈的唯一途径。40年来，大批硕士博士藉由学位教育，源源不断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生力量，为40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人才支撑。这是这40年的学术和清末以降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段时间学术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接受过完整的学位教育，是40年来的学术共同体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其中的代表人物、领军人物，绝大多数都有学位教育的背景。如果以有无系统的学位教育作为衡量现代学术研究指标的话，从清末到建国前30年的高等教育只能看作是现代学术研究一个前奏。因此，学位制度的建立，不仅仅代表高等教育的变革，更标志着学术研究诞生了一种新的生态，在这种新的生态中，学术训练和学术传承被赋予新的内容和特质，有了制度化的保障。尤其是“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实施，造就了一批高水平、具有特色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学，更推动了培养学术后备力量整体水平的提高。 

当前，学位论文已经成为学术成果总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代表就是一度引起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这个评选活动的初衷，就是鼓励、支持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不断做出创造性成果，加强高层次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工作。在现代学术评价体系中，高学历人才的比例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必须看到，学位教育，尤其是硕士博士学位教育，对于学术研究的专业化、职业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对专业主义的过分追求，可能使人们丧失对现实的关注，湮灭理想主义的情怀，掉入“为学问而学问”的陷阱，并进而使学术有负干预现实生活、引领社会发展的“天职”。专业主义的束缚，使得一些素质优良、本心向学的年轻学人按部就班乐此不疲地在专业化、技术性的训练中打转转，从而丧失了学术创造的精神。除此之外，学位制度还存在着其他不足之处，如学位培养质量的普遍下降，学位教育过程当中的评价体系的扭曲，学位教育沦落为“就业”教育的倾向，诸如此类的问题使得学位教育不能够很好地发挥它的学术研究的属性。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这些问题，都不足以否定学位教育对于学术研究的巨大推动。 

专业学会系统日趋完善学术共同体已具雏形 

除了学科体系、学位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之外，专业学会系统的建立和健全，学术共同体已具雏形，是近4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的另一个深刻变化。这种学术共同体在这40年间是以各种各样的专业学会的面目出现的。 

“文革”十年是学会发展的空白期，不仅没有新的学会产生，原有的学会也大都停止活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共和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学会发展的春天。仅1979年就有25个国家级学会宣告成立。各种专业学会的密集出现，构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一道绚丽的学术景观。70年代末至80年代，各学科、各地方、各方向的专业研究学会、机构大面积地相继恢复或成立，其基本架构大体确立；进入90年代后，各学科走向细化、深入，各专业的细分领域学会、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其整体架构不断完善；21世纪以来，一方面各专业的细分领域的学会、研究机构继续零星地成立，另一方面各专业之间呈现出了一定的融合趋势，于此一时期成立的很多专业研究机构也呈现出了这一特征。近40年来，专业学会的整体架构从基本确立走向不断完善，从初具气象走向血肉日丰，学术研究遂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 

70年代末至8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总会基本上恢复或创立。其中，中国史学会于1980年恢复活动，中国政治学会于1980年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于1979年成立，中国法学会于1982年恢复活动；不同学科的地方分会相继恢复或成立，其中，上海市哲学学会于1978年恢复活动，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于1981年成立。各学科内不同专业方向的分会也陆续恢复或成立，如历史学方面，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可能设立最早，于1978年成立，中国考古学会于1979年成立，中国现代史学会于1980年成立，中国先秦史学会于1982年成立；文学方面，全国唐代文学学会于1982年成立，中国小说学会于1984年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于1985年成立；法学方面，中国法律史学会于1979年成立，中国国际法学会于1980年成立；中国经济法研究会于1984年成立；经济学方面，中国金融学会于1979年恢复，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于1979年成立，；哲学方面，中国哲学史学会于1979年成立，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于1979年成立，中国伦理学会于1980年成立，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于1980年成立。 

这一时期，从专业研究学会来看，就学科、地域而言，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总会、地方分会，较为完整、全面地恢复或成立了；就当时各学科内的基本方向划分而言，各学科内不同方向的专业分会也大体上恢复或成立了。总体而言，由于各学科专业研究学会、机构的大面积恢复或成立，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会基本架构大体确立，初具气象。 

进入九十年代后，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各专业的细分领域学会相继成立，其中，史学理论分会作为中国史学会的二级学会于1993年成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于1992年成立，中国实学研究会于1992年成立，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于1990年成立，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于1993年成立，中国粮食经济学会于1993年成立，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研究会于1994年成立，中国商业法研究会于1993年成立。 

新世纪以来，一方面，学科的细化、深入趋势在持续，另一方面学科之间呈现出一定的融合趋势。例如，朱子学会于2011年成立，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于2014年成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于2000年成立，河北省社会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会于2005年成立，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于2000年成立。当下总的状况是，因专业学会整体架构已大体确立和完善，所以新世纪以来成立的专业学会数量有所减少，而跨学科、交叉研究会的设立则呈方兴未艾之势。 

各种专业学会承担着规划本学科发展、组织学术会议、推动国内国际学术交流、开展知识普及教育的职能，成为学术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专业学会在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开展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04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努力下，由中国主办的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世界社会学大会第一次在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变迁”，会上发表了《世界社会学家北京宣言》。2010年，中国史学会争取到有“史学界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承办权。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济南召开，这是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次在亚洲举办。学会的这些工作提升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影响，加快了走向世界、跻身前列的步伐。

各种专业学会的建立，不但映衬出学术研究的繁荣，更昭示着学术研究正在形成一个独立的场域。建国后至“文革”时期，由于“左”的路线的干扰，人文学术研究奉行“革命性第一、科学性第二”的方针，学术研究服务于现实政治运动，科学精神、学术自由、“双百”方针都未得到充分的发扬。而改革开放以后，专业学会系统的建立，学术组织的力量越来越壮大，学术规律越来越得到尊重。中国政治学会推崇“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政治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中国史学会以“团结全国史学工作者，开展学术活动与进行中外交流，以促进历史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为己任，中国社会学会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紧密联系中国实际，积极开展社会学教学与研究，发展社会学学术事业”为其旨趣，中国法学会则以“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法学研究、法学交流和法治实践，引领和繁荣法学研究，推进法学理论创新和法治文化创新”为要务。总之，各专业学会都倡导以科学态度研究学术问题，学术研究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和空间，这都意味着以“革命”统帅学术时代的终结。 

专业学会对促进学术上的平等、民主、自由一直发挥着重要引导作用。比如会员入会，各学会章程都明文规定，只要符合会员条件、认可学会章程、提出入会申请，都可以成为学会会员。在学会活动中一律平等，会员无论职位高低、名气大小、年龄长幼，都有自由发表自己学术观点的平等权利，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专业学会推崇奉行的这种学术至上原则，对学术的繁荣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随着专业学会等学术组织的建制化发展，学术交流日益密切，学界的共同体意识、职业操守、行业规范逐步形成，在学界、学术管理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各专业的学术规范基本确立，学术作品的写作、发表、出版等逐步呈现规范化的态势，学术伦理逐步受到了学术工作者及社会各界的重视。人文学术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共同体。这种学术共同体当然不是实体性的、严密的组织机构，而是基于某种学科、价值、理念或范式的认同而形成的相对松散的学者群体。学术共同体为学术研究活动“立法”，依据内在的“行规”规训和引导学术研究活动，通过特定的评价机制激励或惩戒从业者，使学术研究步入正常的轨道。

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目前的学术共同体尚未完全达到自主、自律的水平，大部分学者对专业学会等学术共同体的忠诚度、依赖性低于其所隶属的单位。尤其是学术共同体尚未完全承担起学术评价主体的责任，同行评议制度还不够完善，行政主管部门的量化考核仍占主导。今后学术共同体应当切实建立起一套不同于其他社会活动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系统，成为学术秩序的建设者、维护者和监督者，从而持续推进学术的繁荣。 

4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经历了根本重建和整体转型，学科体系、学位制度日益完备，学术共同体也在自觉构建之中，交出了一份无愧于时代的合格答卷。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改革”和“开放”暴露出的某些偏颇也不容讳言：告别片面的学术为政治服务走向了完全“去政治化”，部分学者遁入象牙塔而不问窗外的春夏秋冬；面向世界、学习西方堕入了西方化的陷阱，西学被一些研究者视为普世的、完美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只有克服上述偏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才有望迎来下一个辉煌的40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必须扎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大地，直面和回应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与实现“中国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贯通起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从西方化转向本土化，向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总目标奋力迈进！

（作者附记：本文在起草过程中，郭震旦、陈峰、陈龙、王坚、王玉伟诸位学友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