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学术自由是诺奖诞生的土壤：从东大泼泼罗事件谈起

学术自由是诺奖诞生的土壤：从东大泼泼罗事件谈起

转载自赛先生（ID：mrscience100）

 导读：没有物质投入，肯定没有产出，但倘若认为在科学研究方面，有大手笔的投入就必然有大批量的产出，那最终的结果恐怕也会大失所望。

亚洲各国中，日本是获得诺贝尔奖人数最多的国家。21世纪以来，日本的获奖人数显著增加，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美国。在所有获奖者中，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各占9人。在自然科学领域，京都大学有9位诺奖得主，东京大学则有6位。正因为有如此傲人的成绩，京都大学校长、灵长类学的世界权威山极寿一近年在出访亚洲各国时经常被问到：“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

他的回答是：“在大学里营造自由讨论的气氛极为重要。京都大学有着不断质疑常识、追求真理的学术土壤。”

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政府对自然科学领域的资金和政策投入与日俱增、突飞猛进，许多科学家也都坚信高投入和大项目会带来高回报。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对于创造性研究成果诞生的真正土壤，也就是山极校长所谓“自由讨论的气氛”和“不断质疑常识、追求真理的学术土壤”却缺乏应有的重视。

学术自由的保障：大学自治

真正的科学家以追求真理为己任，诺贝尔奖是学界同行对其成果的肯定，但并不是他们进行研究的终极目的。尽管如此，一个国家获奖人数的多寡，仍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近现代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在一个民族中的渗透程度。

山极校长提到的质疑常识和自由讨论，其实是科学精神的必然要求。要追求科学的发展，首先必须承认现有的知识是相对的、局部的和暂时的，而为了将这些知识向前推进，质疑和自由讨论不可或缺。在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氛围下追求真理和学术的进步，则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换句话说，科学家只能用近现代科学的思维和方法，而不是前近代的思维和方法，去追求近现代科学的成就。

因此，学术自由是科学家实现其自身价值的需求，也是社会与人类进步的本质需求。正因为如此，学术自由以及为此提供保障的大学自治，成为近现代国家的基本精神和制度。这里所谓“近现代国家”，是相对于传统国家或前近代国家的性质而言，并不特指具体的时间。

与欧洲各国相比，日本作为东亚的后发国家（发展起步比先进发达国家迟的国家），其成立近代大学的时间并不久远。1877年，日本成立了第一所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1897年又成立了第二所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京都大学前身）。在日本一百多年的大学史中，围绕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发生过若干起标志性的事件，而在二战后发生的东大泼泼罗事件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起。详细了解这一事件的始末，有助于我们理解近现代法治国家中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理念与实践。

东京大学校园（图源：东大官网）

泼泼罗事件 

1952年2月20日，经东京大学校方认可的学生戏剧社团泼泼罗剧团在东京大学本乡校区法文经25号教室上演了一部名为《在某日》的话剧。这出话剧取材于1949年在日本福岛县实际发生的一起列车意外翻车事件，即松川事件。该事件后来被证实纯属人为破坏，先后有20人因涉案被捕，但最后都因罪名不成立而获释。真正的犯人是谁，至今未解。

在泼泼罗剧团话剧《在某日》演出过程中，有学生发现在教室现场的观众中，有4名来自校区附近本富士警察署的便衣警察。当即，学生们将这4名警察团团围住，扭住他们的胳膊，从其内侧口袋中搜出了用带子系着的警察手册，并将它拽扯下来并予以没收。学生们还在东大厚生部长的见证下，逼迫这四名警察写下了《谢罪书》。在整个过程中，有两名学生，福井骏平和千田谦藏对警察施行了暴力。次日，警察预备队约30人进入东京大学校内，以涉嫌违反暴力行为处罚法为名，逮捕了福井骏平和千田谦藏。

当时东西方之间已落下铁幕，进入了冷战时期，而日本从属于西方阵营。日本警方对于反政府色彩浓厚的劳动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极为警戒，不时在校内秘密跟踪左翼学生，掌握他们的思想及言行动态，并将情况详细地记载在警察手册中。东大学生得到这些警察手册之后，将其内容印成《警察手册全貌》，在东大校园中广为散发。同时，东大学生集体到本富士警察署门口举行了示威抗议游行，学生自治组织中央扩大委员会通过了5项决议，要求警察署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另一方面，日本检方对被捕的两名学生提起了公诉。1954年5月11日，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两名东大学生（被告）的行为是维护大学自治的正当行为，宣告学生无罪。其判决理由如下：

大学本就是学术研究及教育的场所，学术自由与思想、言论、集会等自由一样，受到宪法的保障。保障这些自由，是因为只有排除外来干涉而保持自由，才能开辟出正确推动学术发展的道路。

大学作为学术研究及教育的场所，在不受警察权力以及政治势力的干涉、压制的意义上必须是自由的，学生及教员的整个学术活动也必须是自由的。为了使该自由不受他人干涉，必须有确保该自由的制度性及状况性的保障。这就是大学的自治。大学的自治是为了切实有效地确保学术、思想及言论等的自由，是在历史上承受了多次考验而培育形成的方法，在我国被认为是已经确立的、甚至可以说是制度性的惯例。如此，大学本身即为一个自治团体，在选任校长和教员时充分发挥自治之精神；在大学的组织架构方面，也以校长的大学管理权为顶点加以组建，使之与实际的自治状况相契合。此外，出于教育的需要，学校当局认可学生的自治组织，并允许其按照一定的规则开展自治运动。 

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中提到，大学自治原则在日本历史上经受过多次考验。具体而言，是指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前，日本政府与大学之间围绕着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所进行的多次攻守和斗争，其中包括了泽柳事件（京大）、泷川事件（京大）和天皇机关说事件（东大）等重要事件。在攻守和斗争的过程中，日本大学建立了在当时亚洲处于较高水准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传统，但在军国主义盛行的时期也遭到了破坏。很显然，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包含了法官们对二战前大学历史的反思。

但是，检方对一审判决不服，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了上诉。东京高等法院于1956年5月8日作出二审判决，支持了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检方对此不服，再次提起上诉。

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庭于1963年5月22日经过审理，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东京地方法院重审。最高法院认同大学自治的基本理念：

大学的学术自由及自治，是以大学的本质为依据，而大学的本质，在于它作为学术中心，深入地探索真理，教授专业学术和技艺。因此，大学的学术自由及自治直接意味着教授及其他研究者开展研究、发表研究结果、传授研究结果的自由，以及旨在保障这些自由的自治。就大学的设施及学生而言，作为这些自由及自治的效果，大学当局可以自治性地管理大学设施，而学生也可享有学术自由，并利用大学设施。 

但是，针对泼泼罗事件，判决则认为： 

本案中的集会，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学术研究或发表成果，而是现实社会中的社会政治活动，属于公开集会或准公开集会，不享有大学的学术自由和自治。因此，警察进入本案中的集会，并未侵犯大学的学术自由和自治活动。

本案被发回重审后，东京地方法院于1965年6月26日判处这两名东大学生有罪，此后的上诉和上告均被驳回。两名被告最终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和4个月，缓期2年执行。被告之一的东大学生千田谦藏自1971年起，连续担任秋田县横手市市长长达20年。

泼泼罗事件被告学生之一千田谦藏于1971-1991年间担任横手市市长。照片（摄于2018年）中，83岁的千田谦藏手持他出版的反战反核主题新书《人类与战争永别之日》。（图源：秋田魁新报）

笔者在上面不厌其烦地引用、翻译了各级法院判决书中略显抽象、艰涩的日语原文，其目的在于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在距今六、七十年前，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在宪政框架下，其公权力、三权之一的司法对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理解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即使如此，日本法学界及社会对本案判决仍有一些尖锐的批评。批评之一是本案判决未考虑涉案警察长期（约2年）秘密收集当时东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信息这一要素。另一个批评则指出，话剧演出本身已经获得校方许可，该判决未能尊重校方的判断。许多日本人相信，这一案件如果放到今天重审，日本的最高法院极有可能会对那两名东大学生给出更宽松的判决，甚至是无罪判决。今天的日本社会和大学的宽容度和自由度，比起六、七十年前又更进一步了。

本案看起来是以两名东大学生的败诉而告终，但实际上，它以最高法院判决的形式明确了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原则。大学校园的秩序，首先要由大学独立自主地维持，当且仅当校方提出要求时才允许警察权的介入。也就是说，通过对警察权的明确限制，日本宪法第23条所规定的“学术自由”才具有了宪政上的意义。此后，警察未经校方允许均不得进入大学校园成为常识。

2014年11月14日，京都大学的学生们在校园里发现了一名便衣警察，便将他扣留长达三个半小时之久，而京大副校长也发表了“警察未经通报就擅自进入校园，校方深表遗憾”的声明。这些反制和声明都是以日本宪法和日本最高法院1963年针对东大泼泼罗事件所做的上述判决为依据。当时也有人将京大发生的这起扣押警察事件称为“京大泼泼罗事件”。

以日鉴中：要肥料，更要空气

通过东大泼泼罗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大学“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制度环境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而这些制度环境与日本科学家所取得的成就之间，实际上存在着若无实有、若虚实实、若浅实深的关系。这是因为，科学上的创新和发现，在很多时候是复杂、微妙，甚至是莫名其妙、胡思乱想的结果，我们永远不知道某些崭新、奇妙乃至伟大的思想是怎样冒出来的。

如果没有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这些原创性思想当然是不可能诞生的。但是，原创性思想的形成，要比许多中国人所信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远为复杂和微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物质投入，肯定是没有产出，但倘若认为在科学研究方面，有大手笔的投入就必然有大批量的产出，那最终的结果恐怕也会大失所望。打个比喻来说，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以及由此自然产生的自由讨论和质疑常识，就如一颗树苗生长所需要的水和空气，看似可有可无，实际不可或缺；而资金投入则可以视为促使树苗生长所需要的肥料，似乎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如果只有肥料而全无合适的水和空气，那对于树苗的生长来说，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今天的中国在科研上并不吝惜对树苗施以重肥，很希望树苗茁壮成长为大树，有朝一日能够采摘到丰硕的果实。但是，倘若没有合适的水和空气，树苗终究会夭折；即使树苗在一时间呈现出暴生怒长的态势，也终将枯萎，难以结成硕果。

这树苗成长所需要的合适的水和空气，就是在近现代理性、科学精神指引下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质疑常识和自由讨论。你不能只想摘取果实却不肯施以合适的水和空气，如前所述，你不能用前近代的思维和方法来追求近现代科学的成就。我以为，这就是同为东亚国家的邻国日本在近七十年前发生过的东大泼泼罗事件以及他们已取得的、耀眼的科学成就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