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治理：从经验走向科学
转自：光明日报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是下一步的奋斗目标。如何实现从“大”向“强”的转变，其根本路径就是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道路。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认为，对高等教育而言，这是延续和落实十八大和十九大提出的“推动和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高等教育治理走向科学化的重要时机，其有效途径就是促进高等学校治理从经验走向科学，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1、什么是经验办学
经验办学就是在长期办学中形成的习惯做法，即路径依赖。即使在外部社会需求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依旧按照业已形成的习惯做法墨守成规，较少进行重大改革。
总体而言，我国积累的办学经验表现为两种形态：其一是延续下来的习惯做法，如宏观层面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中观层面的学生入口的“严进”与出口的“宽出”，以及按专业招生；微观层面的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强化专业淡化课程的教学管理，以及与之相关的学年制；课程设置中的强化专业课淡化通识课，重视必修课忽视选修课等，都是长期形成的“办学经验”。此类做法和经验已经深深地根植在大学的管理体系之中。其二是学习和借鉴国外大学的做法，学界将其称之为舶来品或西方经验。其实，在延续下来的习惯做法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舶来的西方经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对苏联高等教育做法的全盘照搬，不知不觉中已经内化成了我们依赖的“办学经验”，这些经验至今仍有较大的市场和影响力。
无论是我们自己积累的经验，还是从西方学习来的经验，这些早期的高等教育经验，主要是基于个体的办学经验，且以个体价值判断的理论经验为主。今天回过头来看，西方经验依然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但总体上讲，西方的高等教育经验是历史悠久的大学的经验，是精英教育的经验、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经验。当然也不能否定西方经验的价值，因为它们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也不能否定它曾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了参照系，使我们有了追赶的目标。
近年来，“跟跑·并跑·领跑”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界一组流行的话语，跟跑，即坦承我国高等教育是模仿或按照历史的轨迹前行的；并跑，即感觉我国现在的高等教育水平与西方国家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并肩前行；领跑，既表明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对未来发展充满自信，也表明未来的发展必须依靠自己探索，并希冀具备带领我国和世界高等教育前行的能力。跟跑这一判断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但目前是否已经达到并跑的水平，还需要具体分析；如何实现领跑这一远大目标，似乎还有一定距离，而真正从跟跑和并跑实现领跑，就需要走出历史惯性和突破以往的办学经验。
2、经验办学的局限性
西方高等教育经验在我国的应用有其局限性。许多在西方大学有效的经验在我国普遍出现了“水土不服”，其原因就是东西方的文化土壤差别较大。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蹚出自己的道路，总结适合自己土壤的高等教育经验。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任何高等教育经验都有特定时代的痕迹，或许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许是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的一个拐点，都有可能造成高等教育进入一个阵痛或全新的时代。如普法战争结束之后，德国高等教育的崛起；再如美国赠地法案颁布之后，美国公立大学的腾飞，都加快了这两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整体转型，包括大学内部的组织架构、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等。我国高等教育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历史惯性，积累了诸多办学经验，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进入“深水区”，我们已经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以往形成的高等教育经验和观念明显落伍于新时代的要求。例如：当今许多大学管理者，几乎没有接受过通识教育，几乎没有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几乎没有接受过跨学科教育、几乎没有体验过学分制，几乎没有感受过慕课和翻转课堂……可现在这些已经成为当下和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改革重点，我国高等教育正在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
同时，我国现阶段的大学治理模式借鉴经济领域的经验也值得深刻反思。今天我国许多大学的内部治理制度，主要采用的是基于“工分制”的治理方式，即类似于当年生产队的管理模式，“工分”几乎涵盖了大学的所有活动，有的大学甚至把“工分制”的绩效管理使用到了极致，如科研成果计算工分，包括科研立项、获奖、经费额度等；教学工作量计算工分，包括课时工作量、指导论文工作量、指导学生参加学业竞赛工作量等；社会服务计算工分，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从表面来看，“工分制”的绩效管理使大学管理日益精细化和专业化，似乎十分“科学”。殊不知，基于“工分制”的绩效管理模式是典型的“第一代”企业管理模式，与大学属性完全背离。
大学是社会文明的引领者，是学者的学术共同体，大学使用“工分制”的绩效管理方式，只能说明大学正在逐步丧失社会的引领作用，在管理的起点上近似于原始落后状态。自“工分制”的绩效管理进入大学以来，一直以双刃剑的形式存在，其学术生产力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消极影响逐渐加大，破坏了大学的学术生态。在大学发展的特定阶段，实施“工分制”式的绩效管理，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但这种治理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显现，既难以持续，又极易滋生学术不端行为。
然而，这种基于“工分制”的绩效管理俨然成了当前大学治理、提高办学效率的最佳方式。对此，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因为说到底，在大学实施“工分制”的治理模式，是基于经济领域的经济人假设，这一来自经济领域的经验与学术共同体文化相背离，与大学价值取向相背离，与大学内涵式发展相背离；不仅扭曲了大学组织属性，更混淆了大学价值标准。如果大学内部治理依然采用基于“工分制”的绩效管理，根本无法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因此，采用何种方式治理大学成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推进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回答的一个命题，它直接关系到我国大学的办学质量和水平。
3、什么是科学化办学
大学治理从“经验办学”走向“科学办学”是未来大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依曼博士就明确指出：大学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其实，大学所有活动都可以成为研究素材，大学的任何一个职能部门都存在着从经验走向科学的过程。今天我国的大学管理者都有很高的学科和专业素养，但学科和专业素养绝不是高等教育理论素养，也不一定是科学的理论素养，更不能取代高等教育素养。大学发展和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翻烧饼”现象，就是大学治理能力缺失的一种表现。
科学化办学是指基于教育规律，按照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内在逻辑办学。以目前普遍提倡的“以学生为中心”为例，就是要基于学生的学习体验构建学习过程，配置教育教学资源，改变原有的教学方式方法，用教育技术“倒逼”教学改革等。而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开展大量的学情调查和社会调查。目前，国外很多高校都已经通过大量采集学生的数据改善教学与管理，如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图书馆，通过分析每年新生的借书数据，相应地准备图书资料及培训，精准满足一年级大学生的需求，这些都是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科学依据。在我国的现阶段，一方面，要对行之有效的优秀传统高等教育实践进行继承和提炼，认真厘清以往经验所存在的不足与局限，进而注重对现当代以来的高等教育研究的思想、行为、实践加以概括、归纳、创新和升华，形成一整套系统完备、运作规范的科学体系。另一方面，我们要注重对大学教学、管理、服务等各个方面数据的收集、分析与利用，现在我们数据收集很多，但是缺乏分析，更缺乏应用，而不用的数据就是“死”的无用数据，没有任何价值。因此，我们要用高等教育大数据的研究分析结果总结出“以学生为中心的科学”，再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
大学治理从经验走向科学，发挥高等教育研究的作用十分重要。不难发现，注重高等教育研究的国家大都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后发国家，如美国、日本和中国等，而且是在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起步期，美国在上世纪初，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在上世纪80、90年代。这些国家因“弯道超车”的需要而重视高教研究，这与早发内生型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学发展的实践证明，大学治理已经过了依靠“舶来品”来管理的时代，已经过了依靠个体经验，经济甚至其他领域的经验来管理的时代。因为大学面对的社会条件和历史使命发生了变化，面对的学生群体发生了变化，面对的教育技术发生了变化，大学必须研究自己。
近期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意义重大。实现大学的科学化治理，离不开高等教育研究。只有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为科学化管理提供支撑。高等教育研究存在的价值，就是解决经验办学的问题，即让大学的治理从经验走向科学。
需要明确的是，为了发挥高等教育研究指导科学办学的作用，高等教育研究本身需要做出调整，如研究范式的调整、研究问题的调整、研究方法的调整，如此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下我国的大学治理。同时我们应该承认，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还较低，还无法成为大学治理的“利器”，解决这个问题，只依靠研究者难以实现，而是必须使其成为大学管理者的责任和义务。因为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是我国现阶段管理大学的一个特征，大学治理从经验走向科学，每一位大学管理者都要具备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素养，而且这应成为大学主要管理者的重要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就是要求我们总结自己的高等教育经验，办出自己的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也是高等教育必须承担的使命。只有不断提升大学的治理水平和能力，才能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
（作者：邬大光，系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